牧子
1972年早春的一天，我走进名曰“石灰窑”的农村学校。学校主任将我引进时称“初中”班的七年级。教室和农舍一样，低矮但朝阳，老旧但坚实。室内的泥地踩得锃亮，坑凹圆润光洁。碎了玻璃的窗扇钉了两块薄板。没有讲台讲桌，斜靠墙壁的木架托着黑板。黑板不太黑，白墙不太白。修理加固过的学生桌凳划痕叠印，同农家老物件一般沧桑。而桌面的墨迹却作为文化符号，展示着它们别样的资历与功能。
学生都挺精神，面对我这个不速之客，集体呈现出兴奋与好奇。和我同住五块石村喊我“大哥”的两个男生，互相交换着眼神，大约对我一夜之间成了“教数学的”抱有疑虑。随着女班长喊声“起立”，我和34个学生共度一年的缘分开始了。一堂课下来，我辨认出班长等四五名学生，和我一样是大连下乡的。
校园没有围墙，敞向本大队的十个村屯（生产小队）。操场周边疯长的野草形成天然的绿化带。山花绽放期间，如繁星烁烁，点缀出一道好风景。捡净石子儿，填了水沟，平展的操场像农家放大的园地。家园地种植青蔬瓜果，校园播下的是文化知识，培育家家户户的孩子和乡村的希望。
在农村，十六七岁女孩还在上学，可能是爹妈的娇闺女或“老闺女（小女儿）”。她们都勤快，喂鸡鸭、推磨、洗衣，是母亲的好帮手。待人处事，有读书明理的作派。和大连来的女生一块上下学，一块解方程。都随着季节穿衣，即使衣上有补丁，都顺花顺色的有美感。都喜欢戴套袖、戴“套脖”。课间踢毽子的姿势、节奏也一样。
学生也要“学农”——春天，上午在课堂学习演算面积的公式，下午就到“学农田”里，刨大镢拢起笔直的或带弧度的地瓜垄。男生挑水、运粪；女生栽芽、浇水、施肥、封土。碧绿的地瓜芽在垄台上连成一条，学生们可能累饿了，唠起了吃的。大连学生讲摊煎饼，本地生讲饸饹条。食材都是苞米，符合老百姓的饮食水准。我向学生学习，按他们口传的手法烧烤嫩苞米棒，啃得嘴里香、嘴巴黑、肚儿圆。
五块石村地，在偌大一片阡陌纵横的稻田里，也有大队拨给学校的学农田。从春到秋，从育苗插秧到开镰收割，师生辛劳并快乐着，胜过讲一百遍“锄禾日当午”。秋阳晒出的稻香里，也有同学们汗水浸润的芳芬。求学时期这段特殊经历，留下了一段特别的记忆。
冬天来临，教室里砌起烟道长散热好的土坯炉子。放学后，全校同学撒向田野，对割完大豆还留在土里的豆根展开地毯式搜索。通过大规模的拔豆根行动，生炉子最佳引火材料被无数只土篮子拐进各年级教室。教室另一角，堆起学校分配的取暖煤。“交九”之后，家远的同学带午饭。饭盒饭钵排满炉上，地瓜土豆在炉下烤火。第四节课，饭菜的味儿出来了，教室里盈漾着居家的烟火气，温暖着整个冬天。
不知为什么，那时把学生毕业的时间安排在冬季。寒假前，七年级毕业了。即将迈入青春期的少年人，已经从优美的课文、英雄的故事、千古传唱的诗词中，体验到读书的魅力。怀着对未来的憧憬，多数同学决定每天再多走几里路，去公社所在地石山中学读高中（八、九年级），期待脚下的求学路，能够将自己引向和父辈不一样的人生。
又一个开学季的早春时节，我接手了新一届的七年二班，如愿以偿成为我喜欢的语文课的讲述人，和同学一起感知领袖咏赞寒梅的豪情、鲁迅和闰土的友情、作文的写实与抒情……自然地融入了我对学校的感情。直至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，每当记起那所被村屯环抱的石灰窑学校，我都会当成白发和青春的重逢，都会来一次记忆和岁月的对话。
